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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 2019-08-17 阅读:204

编者按

小说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故事布景是唐天宝三载,上元节,长安。这儿的编年为何用“载”而不必“年”呢?且看下面两篇文章,可为咱们解惑。

唐代编年为什么一度用“载”

封常曦

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,皇帝编年所用的量词,一般都作“年”,如:汉武帝太初元年,晋成帝咸和四年,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,明思宗崇祯十二年,等等。但是在唐代,却从前一度呈现过以“载”代“年”的现象,如:

高適《李云南征蛮诗序》:“天宝(唐玄宗年号)十一载(752),有诏伐西南夷。”

杜甫《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》:“谨诣阁门,进状奉谢以闻。至德(唐肃宗年号)二载(757)六月一日……杜甫状进。”

以上两例中的“天宝”“至德”年号下,编年都不必“年”而用“载”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再看以下两例:

杜甫《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》:“[县君]天宝元年(742)某月八日,总算东京仁风里。”

杜甫《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局势图状》:“谨进前件图如状,伏听进止。乾元(唐肃宗年号)元年(758)七月日某官臣状进。”

为什么同是“天宝”年号,“十一载”称“载”,而“元年”却仍用“年”呢?为什么同是唐肃宗年号,“至德二载”(757)称“载”,而只是相隔一年后的“乾元元年”却又改用“年”了呢?

上述现象,绝非作者恣意乱用所形成的。今日的读者,应当澄清发作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,以消除不必要的疑问。

先秦年代,用以编年或表明“年岁”含义的字大致有四个,即载、岁、祀、年。相传成书于汉代的《尔雅·释天》说:“载,岁也。夏曰岁,商曰祀,周曰年,唐、虞曰载。”这儿,夏、商两代的编年用字,权且存而不论,只谈与本文直接有关的“载”“年”二字。

《尔雅》的作者没有看到后世出土的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文物,因此,他认为“唐尧、虞舜时编年用载”(唐、虞曰载)和“周代编年用年”(周曰年),其立论的依据只能是先秦时传世的文献资料(首要是儒家经典)。而具体记载唐尧、虞舜的才德、治政、禅让和编年的最早文献,只要一部《尚书》。其间《虞书》和《周书》的编年用字状况(不必于编年、不表明“年岁”含义者不计在内)计算如下:

虞书收文2篇,用“载”7次,用“岁”2次;

周书收文28篇,用“年”23次,用“岁”5次,用“祀”2次;

以上二例,假如就运用的次数较多而言,那么,《尔雅》的“唐、虞曰载”“周曰年”的说法应当是能够建立的。

秦汉今后,在表明“年岁”的含义上,“年”字的优势越来越显着,例如《尚书·虞书》中用了7次的“载”,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据其辞意引述时,竟有5处改成了“年”。至于编年用字,则自秦汉至唐代前期,彻底成了“年”的统一全国,只要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,才出其不意地发作了改动。

唐玄宗李隆基是我国前史上一位闻名的皇帝。在即位今后的前30年,他从前委任贤相,变革弊政,宵衣旰食,励精图治,使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全盛状况。开元三十年(742)新春伊始,他下诏大赦全国,宣告“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”。在尔后的两年中,编年仍用“年”字,称为天宝元年、天宝二年。但到天宝三年,他又玩出了新的把戏。

据《新唐书·玄宗纪》云:“[天宝]三载正月丙申(即初一。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作“丙辰”,误),改‘年’为‘载’。”改字的原因未作阐明。后人从《唐大诏令集》所收的《改天宝三年为载制》里,才算了解了个中的奥妙。其文略云:

历观载籍,详求前制,而唐虞焕乎可述,是用钦若旧典,以叶惟新,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。

本来,好高骛远的唐玄宗,认为自己的汗马功劳现已逾越历代帝王,只要三代(夏商周)曾经的上古圣君唐尧、虞舜才能与之比较。为了夸耀“至化”“淳风”,必须有不同寻常的行动。但两年前他现已改“开元”为“天宝”,再次改元不只时刻相隔太短,并且在前史上未必能开立异的纪录,给后人留下深入的形象。所以,了解儒家经典的他,便想到了《尚书》中唐尧、虞舜的业绩和编年,以及《尔雅·释天》中“唐、虞曰载”的说法,决议下诏“改天宝三年为三载”。

从此,直到天宝十五载(756),他在阅历“安史之乱”后逃出长安,被逼逊位,这种编年用“载”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动,其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改元至德,因为混乱不安,无暇他顾,编年只能沿袭玄宗旧规,依然称“载”。

至德二载(757)九月、十月,唐军先后克复东、西两京,肃宗回来长安。次年(758)二月,他决议下诏改元。这时,肃宗或许想到,最初玄宗改“年”为“载”今后,不光没有臻于郅治,呈现唐、虞那样的太平盛世,反而朝政敏捷糜烂,国务日非,致使引发了简直消灭李唐王朝的“安史之乱”。所以他在改元乾元的一起,宣告将“载”从头回改为“年”。

由此咱们能够理解,本来在这“年”字改去又改回的改动中,隐藏着李唐王朝由全盛开端走向式微的一段沉痛的前史。从此今后,直到封建年代完毕,编年用字便再也没有改动过。

关于唐玄宗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的余话

封常曦

写完了《唐代编年为什么一度用“载”?》今后,感到意犹未尽,特补作余话。

唐代编年改“年”为“载”,从玄宗天宝三载(744)正月起,至肃宗至德三载(758)正月止,前后共14年又1个月。把握了这一常识,关于区分古籍和现代书刊中的有关过错,以及古器物的辨伪,都有必定的优点。试举数例:

(一)《唐代墓志汇编》“天宝〇三九”载《故和上(尚)法昌寺寺主身塔铭序》云:“〔圆济和上〕以天宝二载癸未岁冬十二月遘疾,……至廿八日,泊如长眠。”

按:“天宝二载”应称“天宝二年”,其时没有改“年”为“载”,怎么能称“载”呢?揣其辞意,圆济和尚去世于十二月廿八日,其时刻隔年终仅只二日,墓志作者编撰志文,特别是雕刻上碑时,必定已在次年。

而次年之正月一日,玄宗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的诏书即已下达,撰文者不敢不遵行,只好将“年”字写作(或刻作)“载”字。这样就背离了史实,将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的时刻推前了一年,简单引起误解。

(二)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》云:“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,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……开元五载,余尚幼稚,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。”

按:“开元”只称“五年”而不称“五载”,因其时唐玄宗没有下诏改字。查杜诗首要版别,各家所录除“五”一作“三”外,“载”字均不作“年”。“载”与“年”字形悬殊,不会因刊刻致讹,当是杜甫误记形成。此诗作于代宗大历二年(767),杜甫56岁。开元五年(717)时年仅6岁,前后相距整整50年,其间经过了14年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的年代,杜甫以眼暗耳聋的衰病之身,回想半个世纪前的往事,可能将天宝三年(744)改“年”为“载”误记为开元初年之事,因此形成了这样的过失。

此误向来很少有人指出,唯南宋赵次公在注中将“载”改为“年”,当是心知其误而未明言之。

(三)叶梦得《消暑录话》载:“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研,其时认为宝。下有刻字云:‘天宝八年冬。端州东溪石。刺史李元书。’刘原父(名敞,字原父)知长安,取视之,大笑曰:‘天宝安得有年?自改元即称载矣。且是时州皆称郡,刺史皆称太守,至德后始易。今安得独尔耶?’取《唐书》示之,无不惊叹。李氏研遂不敢复出。”

按:以宋代新砚假充唐代端砚,作伪者手法并不高超,但如不知唐天宝改“年”为“载”等史实,天然不免受骗。可见古器辨伪,除器物之质地、形制及镶刻工艺等常识外,把握其款识中有关的典制史实,也是重要的门径。《旧唐书·地舆志四》云:“〔端州〕天宝元年(742),为高要郡。乾元元年(758),复为端州。”《通典·职官典十五》云:“天宝元年,改州为郡,刺史为太守。”肃宗至德三载改元乾元,可证《消暑录话》“是时州皆称郡,刺史皆称太守,至德后始易”之说确凿无误。唯文中刘原父所云“天宝安得有‘年’,自改元即称‘载’矣”一语略有疵病。因玄宗下达改“年”为“载”诏书在天宝三载正月一日,天宝元年、二年仍称“年”,并非“自改元即称‘载’”。

(四)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《我国地名语源词典》第44页“平山”条释文云:“汉蒲吾县地,隋开皇十六年(596年)析置房山县。……唐至德元年(756年)改为平山县。……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》载:天宝十五载(756年)三月,‘改常山郡为平山郡,……’”

按:释文引《旧唐书》称“天宝十五载”,契合史实。但将“载”回改为“年”是在肃宗至德三载(758)二月,则至德元载仍应称“载”而不妥称“年”,释文中“至德元年”的写法是不稳当的。

情报员:“字斟句酌”大众号

修改员:两把青

图片源:网络